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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于2021-01-27 14:37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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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哈佛博士經歷的天才教育

提起少年天才,人們的第一反應似乎是《傷仲永》的論調,天才的宿命就是沉淪;蛘哒J為所謂天才都有心理上的缺陷,即使不是《雨人》中的自閉癥患者,也是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中陳景潤那樣社會化程度很低的形象。

但人們不得不承認,確實有一部分兒童智力超出同齡人平均水平。這些兒童只有受到有針對性的教育才能更好地發(fā)揮出他們的智力優(yōu)勢。

從北京八中超常教育實驗班(俗稱少年班)畢業(yè)二十多年后,回頭來看我所經歷的超常教育,它完全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樣嚴厲刻板,我們在一種開放而多元的環(huán)境里,滋生出了持久的自我驅動力,是我們人生中取之不盡的財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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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的高智商與“爛”作文

我1983年2月出生于北京市,我媽是化工專業(yè)的高校教師,我爸在大學后勤部門工作。據我媽講,我兩歲時認識兩百多個漢字,這我不記得了。

我只記得有一天我媽背了一遍元素周期表,我覺得挺有意思,讓她再背一遍,也沒太在意,第二天醒來不知怎的就會了。后來我媽順勢教了我一下核外電子排布,在公共汽車上考我,引得旁人問我多大。“四歲半多了。”

我爸對我上學的事特別上心,為了讓我早上半年學,帶著我跑了好幾個學校,最后剛剛落成的櫻花小學接收了我。后來我爸還帶我測過智商,先去了某醫(yī)院測出來110多,他不滿意,我們又去北京大學第三醫(yī)院測了一次。因為某項成績超出了量表,最后結果是160以上,這下他滿意了。

我小學一年級是班里第二,第一名穩(wěn)扎穩(wěn)打,我比不過他。不過他回憶說我那會常常捧著巨厚的書看,低調而霸氣。我記得那會晚上回家,常常跟爸媽一起學習,他們給我聽寫,給我出算數題,還跟我一起看地圖查字典。

到了二年級,我爸媽又讓我跳級。給我找來了三年級的數學語文書,我就一邊看“一休哥”一邊看看書。二年級第一學期結束時,我參加完了自己班里的期末考試,又去三年級老師的辦公室里做了一套他們的期末卷子,再開學就去三年級上第二學期了。

剛上三年級有點不適應,特別是語文,突然一下子拼音要按英文字母順序寫,我沒學過,考試就得了八十多分。這之后我就被打上了偏科的標簽,特別是作文不行。

有一次我們班春游去馬甸的雙秀公園,回來要當堂寫作文。老師看我一下子寫了不少,開始不老實了,就把我的作文拿走在講臺上念。我寫了一些當天的趣事,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,但是老師覺得不好,讓我重寫。

為了重寫我又去了一次那個公園,最后抄了幾句作文選里的風景描寫交了上去,“一朵朵小花在陽光下綻放了笑臉”之類的。結果老師眼力過人,在所有作文選的句子下面都劃了波浪線表示贊賞,給我了九十幾分。

這是我唯一一次作文上九十分。小學的經歷極大地削弱了我對寫作的信心,讓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不會寫作文的人。好多年之后我才逐漸明白,那種推崇做作空洞“文采”的作文標準完全是錯的,引得同學們大笑的那篇才是好的寫作。

一個哈佛博士經歷的天才教育

過三關,考入少五

90年代的中國,有種狂飆突進的精神狀態(tài),追求又快又好。當時全國出現了不少中學和大學的超常實驗班,家長也樂于把孩子送上快車道。

北京八中致力于超常兒童的甄別和培養(yǎng),通過智力與非智力的測試選拔,招收北京市內智力超常的十歲學生。少年班的學生用四年時間(最近改為五年)完成八年學業(yè)。14歲高考進入大學,18歲大學畢業(yè)。少年班一開始兩年一屆,后來改為一年一屆。

少年班的學制只有四年,不過這四年的影響卻貫穿學生一生。社會上很多人對超常教育有各種誤解甚至污蔑。作為畢業(yè)生,我有義務來澄清一下。

我考過兩次少年班。四年級考了一次,初試都沒過。兩年后(1993年),也就是我10歲小學畢業(yè)那年,考上了八中少年班。初試有三科:語文數學和思維。

初試從1000多人選出200多人參加復試。復試過后選出大概60個學生在暑假住校試讀七天,考察智力以及非智力的能力。

有一項測驗是在兩三個小時內在操場跑圈,跑不動了走也可以,全程不許喝水。那天很熱太陽很足,非常辛苦,有人走不動了悄悄去買汽水喝。一個83年12月的小家伙走了最多圈,他叫尹希。后來我們11歲的時候還參加過一個中日青年21公里長走,尹希又是第一。

1993年9月,42名學生正式進入北京八中第五屆超常實驗班(簡稱“少五”)。雖說是四年完成八年學業(yè),其實我們根本不學小學五六年級的內容,直接讀中學內容。兩年初中,兩年高中,中間參加北京市中考,但僅作為普通期末考試,并不影響去留。

這個過程中,會根據成績把個別學生分到普通班去,也有因為個人原因(身體、家庭)中途離開的,還有一個讀了三年就參加高考去上中科大少年班了。(對,你猜出來了,就是尹希,他當時12歲。)

最后參加高考的有34人,1997年上大學的有21個人,六個北大、一個協(xié)和一個清華,另有兩人保送北航四人保送浙大。第一年高考不理想的選擇復讀,1998年再考,又有兩個清華一個北大。

簡單從高考結果來看,結果還是不錯的,但是少年班的教育絕不是高考成績不錯這么簡單。

一個哈佛博士經歷的天才教育

我們這樣運動學習

少年班的學生基本都讀理科,但我想談談我們的體育、英語和語文課。

對少年班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,我們每周除了兩節(jié)操場上的體育課之外,每周五的整個下午是“自然體育課”的時間。我們春天去玉淵潭劃船,夏天去海軍館游泳、跳水,秋天去香山登高,冬天去什剎;。

我們的體育老師杜家良那時60歲上下,在體育課的隊列前給我們背“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勞其筋骨,餓其體膚”,著意鍛煉我們。我們去公園從來不走好路,哪難走走哪。我們從香山下來也從來沒有走過水泥路。有時我們會坐地鐵去八寶山,一下午走10公里回到復興門,中間不許喝水。

此外,每年暑假還有大旅游,一年級密云黑龍?zhí),二年級午夜登泰山,三年級騎車山海關。整個四年下來,大家不僅身體好,而且養(yǎng)成了對體育和運動的興趣和習慣。

現在回想一下,這真是筆極為豐厚的精神遺產。

現在我們班里好幾個跑馬拉松的,有完成鐵人三項的,還有登雪山的。尹希參加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賽成績在三小時以內。女生單盈,2016年12月4日在臺灣東吳大學24小時超級馬拉松賽中以241.334公里奪冠,男子組冠軍成績?yōu)?36.990公里。(這個項目目前的女子世界紀錄是258.339公里)。

前幾年,我們全班用每人運動的照片做了個影集,作為八十大壽的賀禮送給杜老師。我跟哈佛大學物理系的尹希教授(2015年9月晉升為正教授,大家可以算算他那時幾歲)也借此機會在波士頓的攀巖館里合了個影。

一個哈佛博士經歷的天才教育

作者(左)

想來杜老師會很高興吧!自然體育是少年班引以為豪的一大特色,而且并沒有隨著杜老師的退休而中斷,我們的師弟師妹們也都是受益者。

前幾天我去一個“少七”的師妹家里,墻上掛著一大把的馬拉松完賽獎牌……我想僅這一條,就足夠讓那些說少年班都是考試機器的人免開尊口了吧。

我們英語課從abc教起,按部就班地學,國際音標、新概念、語法、背課文。很傳統(tǒng),很扎實,似乎平淡無奇。

但我最近跟一些90后聊天發(fā)現,發(fā)現現在中學里不教音標,有不少學生單詞都瞎念,沒聽說過開音節(jié)閉音節(jié),甚至來美國上大學時還不能準確說出過去時-ed、復數-s/-es的發(fā)音規(guī)律,更別提虛擬語氣、先行詞、歷史現在時之類深一些的語法點了。

我們當年出超綱題,考我們不定式在句子里做什么成分,比如:It takes me 40 minutes to get to school中的不定式是什么成分?這種關注語法分析的思考方式為我之后學習其他(20多種)語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當然,英語課并不全是這么嚴肅的內容。在老師的布置下,我們常常三五個人一組把課文改成戲劇演出來。老師就犧牲午休的時間看每一組的表演。大家都很投入,老師也給樂于看我們如何把課文改得面目全非。

比如有個鱷魚背猴子過河的故事,被改得反轉了好幾次,不看到最后絕想不到是誰贏了。后來高中階段還演過《皇帝的新衣》、《麥琪的禮物》、《項鏈》(我演妻子)等等。

這樣一來,每個人都用英語創(chuàng)作、表演,每個人都敢于張口。雖然高考沒有口語考試,啞巴英語在我們這是不存在的。

我高考英語139,作文滿分,全班第一,我從來沒考過那么高。到了北大,英語分級考試我被分到了最高的三級,完全不輸給其他人。再后來學梵語,考GRE。出國后用英語上課讀書寫論文、做演講、做翻譯,都得益于中學時打下的堅實基礎。

語文老師徐祖淳給我們留的假期作業(yè)總是包括“讀三部長篇小說”,古今中外不限。我十一歲就讀了《復活》。讀長篇小說并沒有因為假期結束而停止,班里還掀起了一股風氣,大家都在看大部頭。

我們語文每節(jié)課前有個三分鐘講話的環(huán)節(jié),大家輪流講,題材不限。我有一次講了莫泊桑的《項鏈》,幾乎完整復述了一遍,因此大大超時。徐老師沒有打斷我,而是小夸了我一下,由此開啟了語文課前念故事的風潮。

當時班里還流行搞創(chuàng)作,全班文壇百花齊放。有的人填宋詞,有一撥人集體寫小說,大概是“霸道總裁愛上我”,有人在周記里連載自己改編的《仙劍奇?zhèn)b傳》。此外還有班日志,大家輪流記錄每一天的生活,那可真是花樣百出,創(chuàng)造力爆炸。

現在回想起來,感覺中學時班里的文藝氣氛很濃,大家都踴躍地讀書、聽音樂、寫東西,過著質量很高的精神生活。

在那個并不富裕的年代,小伙伴們都坐公交地鐵或者騎車上下學,我們關心的都是脫離于實際生活層面的東西。對于當時的我們來說,小說、音樂、電影、游戲、動漫(比如幽游白書、灌籃高手)都是美味的精神食糧。這一切經過消化沉淀,都成為了我們的精神財富。

一個哈佛博士經歷的天才教育

“我可以不一樣”

其實從一開始,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和別的孩子有點不一樣。整個中學四年都是在一個大泡泡里度過的,單獨隔出來的小院、專屬的老師、特別的體育課、跟學校普通班的學生無交往等,這都把我們跟其他人區(qū)別開來。

這種有意無意的區(qū)別讓我對于大學的“正常”生活毫無心理準備,本科四年一直都有種“我不屬于這里”的異類感。

隨著年齡增長,這種由于跟周圍人的年齡差別造成的不自在逐漸減弱(只有在別人說起“他14歲就上大學了!”的時候可能會再次浮現出來一下),不過這種“我不一樣”的心理狀態(tài)也給了我自由,讓那些“別人都是那樣,所以你也要這樣”的社會規(guī)范對我沒什么約束力。

大三上學期,我繼續(xù)上了一門形式類似的《東方語言文字文化》,進一步激發(fā)了我對古代語言文字的興趣,當時覺得埃及象形文字最好玩。

大三下學期,正好段晴老師開設面向全校的初級梵文選修課,我就選了。梵文本身語法規(guī)則很復雜,段老師的課強度又大,一個學期要學兩學期的內容,對學生挑戰(zhàn)很大。

但當時的我被梵文萬花筒一般的變化迷住了,花了大量時間寫作業(yè)被變格變位。另外,學梵語有個好處,之后再學什么都不會覺得難了。

2000年夏天,大三結束,我犯懶一直沒跟美國大學聯系要材料。暑假里有一次回八中,一個同學攛掇我等一年再申請,我說好啊,正好我也沒要材料呢,年齡也小,先玩一年再說。

上了那么多年學都不知道是為了什么在學,停下腳步看看想想也好。之后就打定主意先不申請了。至于再后來嘛,當然沒有按照既定劇本發(fā)展。意外層出不窮,讓人目不暇接。勸我先別申請的那位老先生一畢業(yè)就跑到高大上的外企去工作了,我則在北大附近租了間地下室床位,開始了北(大)漂生活。

一年在北大自由學習,我旁聽了梵文語法、阿拉伯語、德語、文學概論,讀了一米厚的《人間喜劇》,這讓我更明確了自己的興趣所在。

之后考研讀梵文專業(yè),讀到第二年時,一封來自新疆和田寫于一千多年前的猶太波斯語書信砸到了我頭上。所謂猶太波斯語就是用希伯來字母寫的波斯語,這兩樣我那會都才剛開始學,但是段老師充分信任我,讓我解讀這封信。憑借這短短37行半希伯來字母寫成的波斯語,我申請到了哈佛近東系伊朗學的博士。

后來,又以哈佛為起點去了歐洲、日本、伊朗、以色列。兜兜轉轉、起起落落,直到16年才博士畢業(yè)。我現在是紐約大學古代世界研究所的訪問學者,合同八月份到期,之后會回國,不過具體單位未定。

我有一次在紐約沙龍演講時開玩笑,說我的命運一千多年前就注定了,真是沒辦法。然而回頭想想,這條不尋常的人生弧線其實發(fā)端于少年班——

能那么輕易地說“先玩一年吧”不僅是因為覺得大把青春在手、揮霍得起,而是隱約覺得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,而不是盲目地被生活推著走。

回頭想想我的同學們,大家的發(fā)展雖然各不相同,但在拒絕盲目隨大流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。

尹希自然不在話下,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一路攀向巔峰。

單盈也是伯克利畢業(yè),那次奪冠后她說,“我從來不看空氣,只看自己想不想跑。以前空氣爆表的時候我也照跑。其實我跑步就不是為了健康,而是為了高興。如果是為了健康,我就不會跑24小時,它和全馬都是毀身體的。就是為了圖個樂子,省得閑著沒事干,所以不在乎這些。”

我們班最小的女生,考上首都醫(yī)科大學之后不開心,就退學重新高考,以大幅超出錄取分數線的成績考上了傳媒大學,現在從事她從小就喜歡的時尚行業(yè)。

能找到并投身于自己熱愛的事業(yè)可以說是非常幸運也非常幸福的,是少年班的經歷給了我們機遇和信心,讓我們敢于夢想,敢于追求,我想這比高考考多少分、日后掙多少錢重要多了吧。

本文來源:公眾號“阿達希爾的漫游”

原文發(fā)表于《三聯生活周刊》2018年第2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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