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學心得（第二百五十七集）
羅國正
（2024年2月）
3101、清末畫家高桐軒是河北天津楊柳青（今天津市）人，自幼愛好繪畫，曾征入清廷如意館，為慈禧太后畫像。他來往京津一帶，專畫肖像。晚年在家集中精力作年畫。他的繪畫美學思想主要如下：
1、要“形神俱現(xiàn)”，“圖其本相”。
2、“蓋寫照即圖其本相。相為人心之表。象同者多矣，而相類同者百不一見。”
3、“舉凡品高爵顯退居者，相露恬淡高節(jié)之氣，俠義剛膽之士，要帶吐氣如虹之勢，詩酒文人，舉止容貌，須有風雅軒朗之相。攝讓賢儒，必有禮義之風，宏府王侯，相必福威嚴厚，官人貴戚，要有紛華侈靡之態(tài)。”
4、“因人而論”，“不可拗于執(zhí)理”，“世人多有神清而質濁，相奇而心卑；也有外形局促而胸懷沖淡，神相暢朗而心地狹窄者”。
5、畫行樂圖，“全圖須透出貴賤媸妍不齊，風度容止不同，雅俗舉動有別，坐立倚歇不一”。“人物背身之境界，要與畫中人身品恰合”，“目光要相互顧盼”、“神情務必攜聯(lián)貫注”，“意韻若一渙散”，“豈能濫充行樂”。
6、“仙佛亦人也”，“下筆要凈潔清潤，像要鼻直口方，眉清目秀，方顯靜雅莊嚴”，表現(xiàn)其“菩薩心腸”。“若通身僅備神佛之容，道釋之態(tài)，形具備矣，而慈悲心腸未現(xiàn)，則易人甜俗一格”。
7、“故實之人”，“尤要俏其品”。
8、“抒筆要先知其人之身世”，反映出意、神、趣。
9、主張“高古”、“骨力”，“氣貫神注”、“行筆不可斷，力不可懈，平勻而有力”。
10、肯定“畫工”在美術史上的創(chuàng)造和貢獻，反對將工細畫為“匠”為俗的見解。
高桐軒的思路是清晰的，他將人像繪畫分出普遍性、特殊性、個別性三個層次，并提出了形與神結合到象與相的審美范疇，明確它們之間應該是在多數(shù)情況下相統(tǒng)一的，同時又存在著特殊的、個別的相矛盾的情況。所以，他主張要深入了解清楚不同人群、以至具體個人的身世、具體細致的情況后，才動筆，以達到準確表現(xiàn)出人物的形與神，繪出人物微妙的心理特征、神與相的意韻。他還強調應如實反映人物，而不應將創(chuàng)作對象抬高到不適當?shù)奈恢�。他還主張重視民間畫工的創(chuàng)作勞動，肯定他們在美術史上的貢獻。
3102、清代戲曲家、作家、理論家楊思壽認為：“凡詞曲皆非浪填，胸中情不可說，眼前景不可見者，則借詞曲以詠之。若敘事，非賓白不能醒目也。使僅以詞曲敘事，不插賓白，匪獨事之眉目不清，即曲之口吻亦不合。”并指出孔尚任《桃花扇》和洪昇《長生殿》，共同特色是“詞氣深厚，渾合包孕處蘊藉風流，絕無纖褻輕佻之痛”，李漁的喜劇“意在通俗”，“位置、腳色之工，開合、排場之妙，科白、打渾之宛轉入神，不獨時賢罕與頡頑，即元、明人亦所不及，宜其享重名也。”
楊思壽的美學觀點，主要是繼承李漁的美學思想。
3103、近代書畫家松年的主要美學觀點如下：
1、主張“多畫忠孝節(jié)義，暗寓勸懲”，以“有功于世”。
2、“畫山水、花鳥、竹蘭，怡情適興，風雅清高，已屬盜名惑世，折人福澤。”
3、“古人莫不追摹造化之巧，何嘗不求形似，獨取得神乎？”他提倡“下筆神來，其形酷肖”。“總以形全神足為定本。”
4、“吾輩既應法古，尤在于以造化為師。”
5、畫家須“隨處留心，真境多觀”，“涵詠胸次”，“細心體會”，“聚精會神處”，“得之于心”，“施之于手”，作品才與“凡眾不同”。
6、“吾輩處世，不可一事有我，惟作書畫，必須處處有我。我者何？獨成一家之謂耳。”“造化在手，心運無窮，獨創(chuàng)一家”。
7、“書畫清高，首重人品”。
8、他贊賞“氣韻閑雅，無煙火氣”，“一片書卷名貴，或有仙風道骨”的“逸品”。
9、他的審美理想是：作品具有“靜穆豐韻”。
10、“凡作大畫而氣勢雄渾，愈觀愈靜，又無煙火、粗暴、丑惡、霸悍之病，皆心氣足，精神聚之故耳。”
11、國畫以“專講筆墨勾勒，全體以氣運成，形態(tài)既肖，神自滿足”。西畫以“工細求酷肖，賦色真與天生無異，“但能明陰陽起伏，則馀無底蘊矣。”
松年主張繪畫要有功于世，作品能起到勸懲作用，反對傷風敗俗的創(chuàng)作。他特別強調形似方能傳神，反對脫離形似而妄談神似，提倡師出古人，更應以造化為師，要認真、細致觀察繪畫對象，了然于心方下筆，努力創(chuàng)作出與眾不同、具有自己個性的獨創(chuàng)作品。認為書畫家首重人品，心境平靜，聚精會神、以氣運成，才能書畫清高，才能創(chuàng)作出充滿書卷氣、高于神、妙、能三品之上的靜穆豐韻的“逸品”。但由于他受時代和自身理念的局限，顯然對文人畫、漫畫、抽象畫和細致地紀實歷史的畫的理解有所欠缺，對不同的創(chuàng)作主體、不同的創(chuàng)作主題、對不同畫種的特有表現(xiàn)形態(tài)和實際需要沒有充分的認識。
3104、在中國從傳統(tǒng)的封建社會走向近代社會的過程中，很多領域都出現(xiàn)了推動社會發(fā)展的人物，其中吳汝綸值得人們關注。他的人生經歷、業(yè)績，有不少地方值得后人了解、借鑒、研究。
吳汝綸是近代文明的開導者，近代文學家、教育家。他出生于1840年，是安徽桐城縣人。同治三年(1864年）舉人，次年成進士。在清朝這種體制下，如果上不了進士這層次，是很難進入最高統(tǒng)治集團的視野的。可惜的是，他雖然是進士，初定為一甲前列，后遭到多方評議、爭辯，最終定為三甲之首。這樣就離最高統(tǒng)治集團的視線遠了很多，以致影響了他一生的官運。而另外一人張之洞，得了探花的名次，一生官運亨通。雖然吳汝綸在官場上有所失意，卻日后成就了他辦學、做學問的一番事業(yè)。他當了進士后，授內閣中書。后來他較長時間分別當上曾國藩、李鴻章的幕府。這段時間，對他的知識、實際經驗的增長有很大的幫助，他官至直隸州知州。由于他不愛走關系和疏通環(huán)節(jié)，這也許是文人的傲骨所在，影響他晉升速度。在這方面，李鴻章也提醒過他。他毅然辭官，去當蓮池書院山長，培養(yǎng)了大批學子，在光緒年間，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，加五品卿銜。他游歷日本，考察教育制度，對多方面的情況做了詳細的記錄，介紹回中國。他回國后，全力投身于辦學，培養(yǎng)了大量的人才。這些人才很多在推動中國走向近代文明起到大作用。他因病逝世于1903年，享年六十三歲。留下著有詩文集、《東游叢錄》、《深州風土記》、《易說》、《詩說》等。
吳汝綸多層疊加的知識、經驗結構和事績主要有如下：
1、吳汝綸自幼唯一師從他父親吳元甲，吳元甲文化底蘊深厚，教子有方，加上吳汝綸自身非常勤奮、認真學習，又聰明，使他順利地24歲中舉人，25歲成進士。他中進士后，曾國藩問他師從何人，他答只是師從父親。所以，曾國藩一度請吳元甲教授自己的兒子。吳汝綸在他父親培育下，成為進士之才，進入了仕途，一方面在官場歷練，另一方面結識了眾多飽學之士、高層官員，使他的知識更加豐富、扎實，積累了不少實際經驗，人生各種機遇的概率大大增加了。很顯然，這條道路，是有賴于他父親為他鋪墊好的。
2、吳汝綸是安徽桐城縣人，桐城縣是桐城派的大本營，文化氛圍非常濃厚，他從青少年開始就直接或間接受到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，尤其是他密切接觸了幾位鄉(xiāng)賢后，對他的知識、經驗增長大有幫助。例如：方宗誠，是方志學專家、理學之士，吳汝綸認真拜讀了他的《俟命錄》等，深受民胞物與、家國大義所感染；在戰(zhàn)亂期間，吳汝綸在桐城租住左光斗故宅一屋子，逐本地閱讀左光斗曾讀過的書等等。吳汝綸在桐城文化的滋養(yǎng)中，形成了追求上進的生命底氣。
3、經方宗誠的引薦，曾國藩發(fā)現(xiàn)了“異材”吳汝綸，他成了曾國藩的幕府，他視曾國藩為“學師”和“業(yè)師”，在當曾幕的五年里，是他一生中最暢適、在青年時得到最大成長的時期。他與曾國藩的關系非常之好，曾國藩非常重視、培養(yǎng)他，無論是公務還是私人活動都帶著他，親自對他指示、點撥，不少重要工作，讓他去完成。曾幕匯集一大批杰出文武大才、各界學術、科學精英，很多后來都成為重要人物，如李鴻章、左宗棠、張裕釗、劉毓菘、徐壽、華蘅芳、容閎等等，幾乎集全國人才之精華。曾國藩每天習慣開早餐會，餐后開始談學術、修身、古文、證史論經、讀書心得等等，還誨人不倦來教引門生，曾國藩還與一批文人雅集，詩詞唱和等等活動，吳汝綸身在這優(yōu)質的知識海洋里，獲取了非常豐富的精神糧食，處世、做人、做學問、處理公務、仕途進展諸多方面得到全方位的提升。
4、“天津教案”后，李鴻章接替了曾國藩任直隸總督，并截留吳汝綸為自己的幕府。究其原因，我認為有三個：第一、吳汝綸確是優(yōu)秀人才，李鴻章正是急需用人之際，大量的工作、尤其是文字方面的工作需吳去協(xié)助完成；第二、更好掌握直隸總督所管轄的方方面面情況；第三、“天津教案”是個燙手的山芋，有吳做參謀，更利于較穩(wěn)妥處理。從此吳汝綸在李鴻章手下干了十八年，開啟了他的工作、生活新篇章。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領袖，吳汝綸跟隨他處理洋務、結交外國使臣、接觸西方文化，加寬加深他的中外視野，他積極努力學習西方科技、制度、教育、各類文化知識，認識到東西方的矛盾所在，深感我國有一批所謂的清流人士的空談誤國，清楚知道國情和時局的艱危，理解到李鴻章所說的“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”的內涵。他也逐漸地知道李鴻章無力挽救大廈將傾的清皇朝。經歷這十八年，吳汝綸的經驗和知識豐厚、廣博了很多。
5、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學習、官場摸爬、各種歷練、體驗后，吳汝綸已感悟到自己書生氣太重，不精于吏事，或者說，在這混濁的官場里，他忠于自己的信念、價值觀，堅守著自己的人格底線。他也自知堅持在官場做下去，最多也再升一兩級的官階，在歷史的長河中淹沒無名，對國家、民族，對社會沒有多大的作用、貢獻。同時，他已預感到新時代的曙光將照耀中華大地，為將要到來的新社會培育新軍，所以，他決定辭官（這應是他經過反復思考，權衡多方的利弊，深思熟慮后，才毅然作出的決定），李鴻章想挽留、并許愿將他升官，他依然去官意決，開始擔任蓮池書院山長，從此，造就出在中國近代教育變革中，不可忽視的吳汝綸。這年他四十九歲（1888年），是靈魂有了新的覺醒的關鍵時刻。
書院脫離官學的模式，多數(shù)都是在林壑幽深、山水宜人之處，很多學人籍此安頓身心，自由地飛翔在精神世界里，它不但具有教育功能，同時是創(chuàng)新和學術傳播的平臺和基地，這就非常適合吳汝綸的個性和理想追求。
蓮池書院是雍正十一年由直隸總督李衛(wèi)奉詔而建的京幾最高學府，內有參差錯落的山水樓臺、園林美景，占地很大，內有藏書三萬余卷，大量的石刻、碑文、法帖、歷世珍寶。乾隆皇多次駐蹕于此，長期有學者名流聚集，文化氣息冠蓋當時，是當時中國北方文化、教育的中心。選送的生員，須嚴格考試，吳汝綸辭官到任后，身心愉悅，寫信給朋友說：“真乃舍鼠穴而歸康莊也。”如魚得水的心情可想而知，在此他可以努力推行他的教育、學術理念。在寬松優(yōu)美的環(huán)境中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教與學、理論與實踐中升華。
6、吳汝綸從事教育是有幾個階段的漸進的，他深受曾國藩的影響。曾國藩主張通過興教加強教化，是為政要方。吳汝綸在深州、冀州任知州期間，把興教化民作為首務，地方士民把他“推為大師”，而忘其官吏身份，他在深州將已失傳的文廟祭孔舞恢復起來。第二階段是任職蓮池書院，這次是專職搞教育，他攜家眷四十余口到蓮池書院。他為書院進行系列改革，如原來開卷考試改為閉卷考試，采取開門辦學，院外學生可來書院聽課等。他通過與李鴻章的特殊關系，便利他籌集較多經費，聘更好的教習，開設新的學堂、課程，對學生增加獎勵等。當時門下注籍者數(shù)千人，甚至日本人也來求學。他以此書院為龍頭，并遙控、影響著冀州、深州、天津等書院，形成相呼應的學問群體。他發(fā)揚桐城派的傳統(tǒng)、經學，古文成為蓮池書院的核心課程。使桐城派在北方影響擴大，形成了以吳汝綸為首的古文學派中心北移，建立起桐城派的北方基地。第三階段，甲午海戰(zhàn)的失敗、戊戌變法、八國聯(lián)軍入侵等系列情況，給吳汝綸震撼非常之大，導致他的思想裂變、轉型，深感學習西方科技、造就新型人才、移風易俗、改造中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。他在蓮池書院增設了西學的課程，沒有適用教材，就讓外國教習自定。他還提倡開辦實學，如農商、法政、手工、機織等課程，以造就中國富強增加正能量。他組織過16名學生到日本留學（包括他的兒子），對日本進行考察，又促成更多的人赴日留學。在這時期，他認為需要大量翻譯西學著作，須有更多精通外文的人材，他在蓮池書院開設西文學堂，聘英國人教授英文，他也將自己兒子送進西文學堂學習，不準他參加科舉考試，在西文學堂的學生每月還有10兩銀的薪水，畢業(yè)還安排較好的工作，優(yōu)等生保升官階等，以配合洋務工作在中國的逐步展開。他的一些提法，早于康梁的維新派。這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：在1895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，他收到嚴復寄來的譯稿《天演論》，他將其作為思想武器，大力宣傳，以喚醒國人。他對《天演論》不僅寫了序言，還寫了《節(jié)本天演論》，其流通量甚至超過嚴復的譯本。第四階段，八國聯(lián)軍的破壞，致使蓮池書院停辦，吳汝綸在京創(chuàng)辦了東文學社，先后請了五十多名日本教員教授日文、西學，成立譯書局、報館，編印《經濟叢編》（半月刊），內有教育、文學、農工商、人物、中外大事等欄目，這件事引起東西方國家爭相報道。1902年，吏部尚書張百熙任管教大臣，奉命重建京師大學堂，聘吳汝綸為總教習，此時他已準備南下，反復推辭此職，其中重要原因是此學堂舊官僚和派系很多，難于周旋和施展。后因多方面和眾多生徒的強烈請求，他勉強答應留下，他要為大學堂制定新的章程。為此他啟程到日本，考察西式教育。他到了日本多個地方，遍及大中小學、幼兒園、實業(yè)專門學校40余所，與日本的文部省官員、教育專家、校長、教師等多方面多層次接觸、交流，舉行座談會、報告會19次，也拜會了日本天皇，將考察到的詳情記錄，細致到膳食安排、教室的面積、學生用的椅桌尺寸都記錄，還與日本的政、軍、文、企廣泛交流。日本人視他為東方大儒，他也寫下不少應酬的詩詞。考察歷時四個多月，他將考察資料匯編印成《東游叢錄》，清政府以此作主要參考，在“壬寅學制”的基礎上，修訂出“癸卯學制”，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部近代教育學制。這標志著吳汝綸從一個書院走向整個中國教育的大舞臺。第五階段，吳汝綸早有意愿回家鄉(xiāng)親辦學堂，因李鴻章一再挽留而不得成行。今次他有機會回鄉(xiāng)省親，就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創(chuàng)建桐城學堂上去，鄉(xiāng)紳、門生被他感召，傾力襄助，在學堂諸事辦結，已等開學鈴聲的關鍵時刻，吳汝綸突然病倒，于1903年正月十二日病逝在他的出生地桐城鄉(xiāng)高甸吳牛莊。1903年正月二十四日，桐城學堂正式開學。創(chuàng)辦桐城中學，是吳汝綸人生最后的力作，凝聚了他對家鄉(xiāng)、對教育事業(yè)、對人生理想、對中華民族富強的深厚情懷，在他身后，已培育出生機勃勃的一代代具有近代精神的新人。吳汝綸是在中國教育史上，具有獨特風采的人物。
吳汝綸一生有很多個角色，其中一個重要角色是近代文學家，他的書法功力也非常深厚，下面介紹他的主要美學觀點:
1、他以傳統(tǒng)的桐城派為宗，強調“道”不能離開“文”。
2、認為時文、公牘、說部之詞“不足與于文學之事”。
3、以“雅”與“法”為審美標準，反對“俚俗鄙淺”，認為“與其傷潔，毋寧失真”。
4、“歐洲文學，與吾國絕殊，譯之似宜別創(chuàng)體制，如六朝人之譯佛書，其體全是特創(chuàng)。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，亦并不宜襲用佛書。”
5、他高度評價嚴復譯的《天演論》，認為嚴復提出的“新舊二學當并具列”是“最為卓識”，他贊赫胥黎的理論“信美矣”。
從吳汝綸的美學觀點中，可以知道他重視中國文化的改進，和加強與西方文化的交流、比較。他有輕視通俗文化和人民大眾語言的傾向。
從人生美學的角度審視吳汝綸，他能夠成為一個重要人物，是有較多的有利條件，我從他的人生經歷中，得出如下啟示：
1、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成材的基礎。吳汝綸有良好的家庭條件，他父親的文化水平相當高，他自幼就師從其父成長。
2、在濃厚文化氛圍的地方出生、居住成長，是順利成材的良好土壤。吳汝綸出生在桐城縣，自幼受到桐城派文化的滋養(yǎng)，從小就種下了飽滿的文化種子，立下傳承此重要文脈的心愿，這影響了他一生。
3、立志成材是人生奮斗、發(fā)展的原動力。吳汝綸從青少年開始就堅定地走學而優(yōu)則仕的道路，志向一立，朝著志向的方向奮斗，各方面的成績就出來了。
4、努力學習是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徑。在封建社會，要實現(xiàn)學而優(yōu)則仕的夢想，主要有效的途徑就是努力學習與相關的科舉考試的知識，以達到金榜題名，吳汝綸通過努力學習做到了。
5、要實現(xiàn)人生的抱負，須奮力躍上最適合自己舒展的平臺。吳汝綸考取進士，猶如鯉魚躍過了龍門，為他以后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有了非常優(yōu)越的平臺，鋪平了前進的道路。
6、具有優(yōu)秀的個人品質、習慣是人生不斷得到提升自己的根本保證。吳汝綸具有天資聰穎、遠大理想、勤奮好學、知識基礎扎實、充滿才氣、工作認真、負責、善于總結經驗、忠誠于上級、感恩圖報，不貪私利，能審時度勢、決心奉獻社會等諸多優(yōu)秀品質，所以他在成為曾國藩、李鴻章手下時，能得到高度信任、培養(yǎng)、重用，在社會各界里，遇到很多良師益友，贏得很高的信譽，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、凝聚力、感召力。
7、不用為生存、生活的費用而擔憂，不用為了解決經濟來源問題勞碌奔波而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時間，全心全意將時間和精力投放到學習、工作、事業(yè)上，是重要前提條件，我未發(fā)現(xiàn)吳汝綸整個人生過程擔憂過生活費用問題。
8、在思想和行動上能順應世界潮流的變化，如果原來的人生途徑已不能適應這種變化去實現(xiàn)理想，就能及時、正確地選擇新的平臺、新的前進道路，這是實現(xiàn)目標的有效方法和步驟。吳汝綸從選擇出任蓮池書院山長這一刻開始，就是在新的平臺、新的跑道上挺進，創(chuàng)建出一番宏偉的事業(yè)。
9、成就偉大的事業(yè)，成為留芳百世的人物，必須為國家、民族、社會作出重大的貢獻，并發(fā)出精神上的光芒！這是歷史的根本要求。這方面，吳汝綸顯然在文化、教育上做到了。
我們也應清醒、冷靜地意識到，雖然吳汝綸做出了很大的業(yè)績，他的思想在當時封建、封閉落后的中國里，是屬于先進的，他在中國可以被稱為先知先覺的人。但從世界范圍上看，他也只是學習別人的東西，然后再傳播給國人，屬于后知后覺去啟發(fā)一批不知不覺的人，讓他們覺醒。因為他的思想沒有自己的原創(chuàng)性的原理、或沒有首先發(fā)現(xiàn)出重要的規(guī)律，他只有在文學、書法等上是創(chuàng)作者。所以，過了若干年后，他的影響就迅速減弱了。這也說明一個重要的道理：美學領域，是人生不應缺少的課題。在美學領域有所建樹，容易留下自己獨有的標記。當然，吳汝綸能從一個舊營壘里大膽走出來的人，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，確實太不容易了，確實難能可貴！歷史又反復地證明，每個人都難以走出時代和自己知識結構的局限。吳汝綸等一批中國先進知識人物的出現(xiàn)，新信息、新觀念形成新思潮一波一波地推進，從量變發(fā)展到質變，中國從封閉的封建社走向近代社會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態(tài)勢，歷史的車輪在滾滾向前！
羅國正 寫于2024年2月•廣州
（待續(xù)）
本集責任編輯：詹鄧 嚴建中
